这些，使得网络安全事件的破坏性和威胁程度更加严重，网络安全建设的基础性、保障性更加凸显。

为了保证这些宪法中的政府特权，议会相关的议事程序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由宪法委员会进行主动的强制审查。1791年宪法第3篇第1条也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

即便一项制度的设立有一定的权力倾向性，但是法治价值的确立本身就为人们寻求变革提供了基础和框架。一种是雅各宾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传统，具体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法国以其公共权力在集体生活中的显要地位而著称于世。[7]对这面镜子中的事物有越深思考，就会对自身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宪法第61条第2款规定，为了保证议会制定法律的合宪性，在法律未公布前，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都有权提请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政党对立成为国家政体的基本特征，政府已无法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国家的最高利益被弃置不顾。

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张力与融合在法国宪政发展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次改革之后，宪法委员会制度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平稳期，其间相关违宪审查判例逐渐增多，其运作也逐渐规范化、独立化。（3）民事合同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有利于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一标准，即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标准，该种标准将第三人限定为行政程序中的相对人，且没有提起诉讼又可以做实质意义和描述意义两种不同的理解。[2]该解释24条第2款规定：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2.被诉行政行为虽未直接涉及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但在事实上与其现存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职权职责关系)发生了内在冲突或矛盾，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有效，将关系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现存权利义务关系(或职权职责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如作出冲突决定的两个行政机关)。[4]理论上将此种情况下的第三人概括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基于同一事实、针对同一对象作出了相互关联或相互矛盾的行政行为。

在该复议决定被提起行政诉讼之后，行政复议机关有义务就复议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充分举证，证明其作出的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如被诉行政行为的效力或内容发生变化或者特定机关对该事项进行重新处理，则可能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利害关系(治安案件中的受害人)。

上述法律规定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基本情况是：列为第三人的案件略多于未列第三人的案件。这个后果对李四是不利的，但是，这种关系是由于张三与李四的加工合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作为中介联系起来的，显然不是直接的法律联系，与拆迁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是张三而不是李四，李四在行政诉讼上不能作原告……直接联系的利害关系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包含、涉及到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的联系形式。[17]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以为，以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为由，即认定与提起行政诉讼的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存在民事债权债务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具有行政诉讼第三人资格的观点并不能实现设置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目的，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的认定不宜拓展到与行政相对人具有民事合同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但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非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尤其是当其准备作出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时，更是以自己调查了解的证据、依据作为判断的根据，换言之，其是在对原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其所作出的复议决定是独立意志的体现。沥青厂案例的情形与建设单位案的情形类似，不再具体分析。很简单，相对人是否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之中承担民事债务，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要考虑的因素，行政机关没有必要扩大其考虑的事实情况范围。

3.被诉行政行为虽未直接涉及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但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或者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中所认定的事实，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在正常法治状态下，势必引起对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利的法律后果(治安处罚中，原告指认第三人存在违法行为时)。有观点认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直接利害关系，一是有间接利害关系。

[12] 学界的代表性观点同样认同民事合同当事人可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观点。比如土地权属行政裁决案件中，人民政府裁决某块争议土地归甲村所有，与甲村发生争议的乙村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由于裁决行为客观上有利于甲村，因此，其对裁决行为不可能提起行政诉讼，只不过因为乙村已经就裁决提起行政诉讼，所以其为维护自身权益，就有必要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

一般而言，当存在利益完全对立（没有任何协调余地）的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新行诉法所规定的没有提起诉讼就只具有了事实描述意义。[7]袁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这时，原承包的农户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下简称农村承包户案例）。以下结合前面三个案例作出分析。于辅助参加情形，诉愿决定机关不能辅助为被告之原处分机关而参加诉讼。综合起来，新行诉法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定标准由旧法规定单一的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标准，增加为两个标准，一为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二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

比如，治安案件中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具有直接利益对立关系，其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针对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4]胡康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

[27]由此，根本否定了诉愿决定被诉的情况下原处分作出机关参加诉讼的可能。反之，诉愿决定机关为被告机关，原处分机关亦不得参加，否则将有违设置诉愿制度之本质。

与本文有关的是第二类案件。对前述立法、司法和学界提出的观点，本文持有不同的意见。

参见江必新主编：《新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24]未列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第三人的案件是：（1）黄日宣与湛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纠纷案。为考察实务情况，本文以行政复议、第三人、判决为关键词，检索了北大法宝2015年6月9日至2016年6月9日的行政诉讼案件，共检索到有用信息13件。[2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行终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

当原承包的农户将其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其他个人经营，如果农业部门或者乡镇政府要求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人统一种植某种农作物，取得经营权的人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由于农业部门或者乡镇政府并没有要求原承包的农户解除流转协议，原承包的农户不能对干预种植的行为提起诉讼，但法院如果判决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人败诉，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人可能要求解除土地流转协议。转引自李广宇：《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上)，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254页。

有人也许会认为，新行诉法规定的是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而非必须参加诉讼，因此，上述民事合同当事人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情况未必很多，但反过来理解，如果申请的人较多，同样会出现前面提出的问题。既然审查对象与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无太多关联，则列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介入诉讼意义不大。

（2）民事合同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如在讨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确定标准时，杨科雄法官提出，虽然新行诉法下，对同一原告作出相互矛盾的行政行为的两个行政机关可以互为第三人（第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仅限于无隶属关系的两个行政机关对原告作出的行为相矛盾，不包括复议机关改变原决定的情况，其意涵在于不承认复议改变的情况下，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

[26]从以上案例列举情况来看，虽然列下级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的案件稍多，但由于检索案件的范围、获得案件的数量并不具有极端代表性，而列或不列的案件客观上均是存在的，所以，并不能直接得出有必要列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结论。第二标准，即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标准，该种标准之下，与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存在民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不宜列为行政诉讼第三人。[26]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行终字第48号行政判决书。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法 第三人确定标准 。

第三，比较法经验值得参考借鉴。为此，规划部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即依申请参加与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参加两种情况。在复议变更的情况下，典型大陆法国家或相关地区并未直接认可追加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第三人。

（一）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可否成为第三人 1.新行诉法下的一般观点。[3]对比《行政诉讼法》修订前后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可以发现以下变化：一是将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表述修改为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行政行为取代具体行政行为且增加与该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提起诉讼的限定条件）。